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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上系列之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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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谁似我神癫貌癫,肯踏破南山北山,收藏起秦砖汉瓦。负十载猛志青春,开陶馆千难万难。乐未央闲观慢观,最钟爱泥团瓦团。新世纪远路迢迢,怎禁得梦绕魂牵。”


——路东之   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馆长

1987年,路东之收藏了第一件瓦当,开始了他的收藏之路,他曾冒着六次大雨终求索到珍贵的汉代金乌瓦当,一路跌跌撞撞,在收藏的路上到底吃了多少苦,花了多少钱,他也说不清。1997年,路东之在大观园北门创办了古陶文明博物馆,他坚持不卖藏品,用自己的书画、文章、诗集的全部收入来维持这个馆,直至2010年,他的博物馆依然委身于北京城南一条幽静的胡同里,门面已变得斑驳,而时间,已经过去了13年。20111024日,因古陶馆曲高和寡经费拮据,路东之不堪重负劳累过度49岁就撒手人寰,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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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上有房奴、车奴,我就想做一个大‘馆奴’。我想做历史的奴隶,做历史上仁人志士的奴隶,做建川博物馆每年上百万观众的奴隶。” 

               

——樊建川   四川建川博物馆聚落馆长


2005年,四川省大邑县“建川博物馆聚落”向世人开放。起步阶段,樊建川和他的博物馆遭遇了门可罗雀的尴尬,当时,樊建川已砸进去3.5亿元,而他的房产公司,年利润为500万,不少人管他叫“樊哈儿”。樊建川的运营算得上民营博物馆的翘楚,但也到2009年才实现了首次收支平衡,用他的话说,建馆容易养馆难,为买文物,散尽钱财,每个月都要投入上千万资金,一年投两三个亿——“铺面卖了、房地产卖了、办公楼卖了,希望不要出意外,好好活着,未来10年再建30个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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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旦开馆,这可是个吃钱的老虎,全面运转起来,一年得花一两千万元。博物馆是广厦集团建的,但以后全靠企业养着,这不是长久之计。” 

            

——徐湖平   南京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馆长


全国第三大国有博物馆博物院馆长徐湖平,受聘到民营的江宁织造博物馆当馆长,开馆的日期从原计划的2008年51号,拖延到201351号,徐湖平深感民营博物馆和国有博物馆相比运作之艰难,用他的话来总结,民营博物馆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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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路东之和樊建川的经历中看到了民营博物馆馆长们的对文化的热爱、对社会的责任感,正是这种东西支撑着他们,走上这条艰辛而漫长的路,然而我们也看到,从上世纪90年代末,民营博物馆发展的大幕拉开伊始,直至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民营博物馆仍旧举步维艰,他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和迷惑?光有理想和一腔热血能支撑多久?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奔走呼吁了那么久,还是阳光未至,百花未放?


尽管国家陆续出台了民营博物馆的扶持政策,但营运成本的压力仍是横在不少民营博物馆馆主头上的一道“利刃”,“尴尬”、“亏损”是他们在谈到自身生存状态时常用的词语。人声鼎沸背后的生计问题,有的仅靠个人力量维持解决,就如路东之,靠的是自己的创作收入,幸运一点的如樊建川、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靠的是大企业的支持,算得上财力雄厚,但是一旦企业经营不善出现危机,仍旧没有任何保障,前途未卜。更多小型馆的馆主不得不依靠变卖藏品或亲戚接济的途径来苦苦支撑,最后由于入不敷出或被迫拆迁等问题不得关闭藏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2014年,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算了一笔账,建川博物馆2013年需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148余万元,房产税40余万元,加上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城建税等总税额达到五百余万元。“国家支持民办博物馆发展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按照相关规定,博物馆可以拿到的相应的扶持资金和补贴资金,但至今都没有拿到。”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馆长赵力提出,政府部门在对民办博物馆配套的奖励、贴息等相关政策要明细化,让基层部门在具体操作时有据可依。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民办博物馆被定性为“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一身份定位,给民办博物馆的生存、发展和充分发挥它们的社会价值带了诸多尴尬和困难。矛盾的是,一样做着公益的事情,国有馆有着资金的支持和政策的扶持,而民营馆在被国家定义为非营利机构不能有企业行为的情况下,却要自负盈亏,形成了一个怪圈。虽说“博物馆”是非营利性组织,但不等同于“不盈利”,这些收藏家们为理想而付出,并不期待回报,但是为了维持日常运作和高水准的服务,在缺乏国家资金扶持的情况下,盈利性也必须有所考虑,但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正视和解决。资金——犹如博物馆的血液,如果博物馆本身缺乏造血功能,何以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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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了将近二十年,2015年3月颁布的《博物馆条例》终于给了民营博物馆一个名正言顺的地位,并且规定国家在博物馆的设立条件、提供社会服务、规范管理、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财税扶持政策等方面,公正对待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各省市的配套条例不一,许多地方还没有非国有博物馆扶持条例,更无资金支持,实际运营和先前一样,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除了资金难这把利刃,许多民营博物馆面临的另一个共同难题是展馆困难,它们缺乏足够的展示空间。目前还有许多小型私人博物馆设立在经营者家中,有限的家居空间严重限制了“博物”之路、质量有限。有的馆好不容易找到了合适的栖身之地,却在“被拆迁”中艰难生存。如杭州的第一家收藏馆——高氏相机收藏馆,建立后因拆迁、房租上涨等原因九次搬家;上海尔冬强民间博物馆,因拆迁而宣告关闭;就连运营的最成功名气最大的北京观复博物馆也不得不因拆迁问题而几易其所。当然,有人会说搬迁并不影响博物馆的营运,但是且不论搬迁过程中,造成文物藏品的损坏和流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博物馆本身会承载文化记忆,绝不能经常搬迁。一座博物馆需要百年以上的积淀才能承载历史,如果一些民营博物馆由于不断搬迁而不断丢失属于自己的记忆,那么不管多久,我们都无法拥有像美国盖蒂博物馆、意大利贝利尼博物馆那样优秀的私立博物馆。


民营博物馆与政府始终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国家层面上对于民营博物馆的作用有着广泛的共识,“民营博物馆是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和谐社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完善的博物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实的生态环境对民营博物馆却是严苛的。


为什么民营博物馆始终身处于经济困局和政策生态的尴尬中?一是因为政策层面不配套,国家博物馆有一系列完备的政策,民营馆什么都没有;二是政府层面不重视,例如国家博物馆可以申报职称、申请经费,民博馆什么都没有,经费困难,也留不住人才;三是心理层面不承认,持一种偏见,认为民营博物馆借机来卖自己的东西,就如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感慨的,在中国博物馆的序列里,私立博物馆是受歧视的,一说是某个私人的就更没有地位了;四是制度层面不完善,如文物局能对国有馆和民营馆一视同仁,管理到位,服务到位,很多问题都能解决。


民营博物馆在争取到“国民待遇”之路上,遥遥无期,这条路注定充满着艰辛和曲折,但在越来越多理想与实干兼具的民营收藏家的推动下,我们依旧相信它早晚要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在现有的环境下,我们仍旧要积极地寻求走出困局的方法,因为在拥有理想之后,只有不放弃,才能到达目的地,所以,风雨中,我们继续前行。


供稿人:沙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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